“不要轻易相信假冒公安、电信、银行等人员所谓的安全账户……”银行柜台和自助提款机有各种各样的提示，为何还会有很多人上当受骗？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2014年以来审结的18件电信诈骗案做了分析，试图揭开电信诈骗屡禁不绝的秘密。
一场精心设计的局
60名被告人，457名受害人，697万元犯罪金额，这是18件电信诈骗案的全貌。
“王女士您好，您在广州肇庆办理了一个固定电话0758-3837316，已欠费1663元。”2013年11月3日，正在家中休息的王女士拿起固定电话后听到这么一番话。
“我从来没有在广州办过什么电话。”心生疑惑的王女士当即回答。
“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建议您立即报案。”听到这里，确实丢过身份证的她心头闪过一丝不安。“王女士您先别急，我帮您转接到肇庆市公安局。”
“你这种情况比较麻烦，只能让公安局领导解决，我帮你转接一下。”接下来，一位自称刘警官的人说道。
电话转到“领导”那里。“我是陈磊，经过调查，你涉嫌一宗很大的洗钱案，有10%的赃款划到了你的账户，希望你能配合清查。”
“查询过电话号码，的确是肇庆公安局的电话，我便有些相信了。”王女士回忆说，“陈磊说这宗洗钱案比较重大，要把电话转到检察官那边，让检察官处理。”
过了一会儿，有个自称严清的检察官打来电话，让王女士记下三个国家安全账号，并向其索要了手机号码。很快对方就打来电话（来电显示13418874264），信以为真的王女士按其要求分别转账44.3万、13万元。
2013年10月到12月间，被告人辛秀梅、龚辉文等9人在柬埔寨王国金边市的别墅内，先后诈骗王女士等12名受害人184万余元。
承办法官陆光怡表示，这个案件体现出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作案手法日趋隐蔽。犯罪团伙人员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虚构事实、巧立名目，假冒电信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用虚假身份开设银行卡，获取被害人信任。二是结伙作案，分工非常明确。三是案件侦破和证据收集困难。被告人经常在国外实施诈骗，并通过特定技术更改、隐藏真实电话号码，使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陷入大海捞针般的困境。
2015年3月25日，浦东法院一审认定，该案系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根据9名被告人在团伙中的犯罪情节和所处地位，判决辛秀梅、龚辉文等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到一年零六个月，罚金6500元到1500元不等，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容易被套牢的欲望和恐惧
统计发现，18件案件中，共同犯罪案件占绝大多数，为14件，占近8成。其中，以公司为幌子诈骗的11件，诈骗422人，超过受害人总数的92%。
诈骗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据浦东法院刑庭庭长马超杰分析，从18件案件的犯罪手法来看，套牢被告人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最常见的是小恩小惠型。马超杰介绍，被告人通过电话联系被害人，以中奖送抵用券、iphone手机、工艺品或对投诉双倍赔偿等为诱饵，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交付一定实物，要求被害人支付高额手续费、鉴定费、公证费等。
“11家以公司为幌子的诈骗案，无一例外采用该种方式，其中1件案件中，为取得被害人信任，被告人苗全辉甚至非法开设网站‘辰购网’，戏作全套。”马超杰说。
第二种是愿者上钩型。被告人通过百姓网、58同城网、赶集网或QQ聊天群,发布出售二手自行车、代办高额信用卡、贷款等信息，等着被害人找上门。3件此类案件中，共有17人被骗取7.5万余元。
“还有就是威胁利诱型。”马超杰介绍，有一件案件值得特别关注。被告人黎懋军等6人从互联网等渠道获知被害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身体状况等，利用被害人对疾病的恐惧，冒充医生、专家、医院财务人员等拨打被害人电话，以治疗疾患，让被害人购买药品、设备及办理退款需缴纳一定费用等为由，骗取6名被害人298万元。其中黎懋军参与诈骗150余万，被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其他被告人也得到应有惩罚。
“此类案件共3件，受害人19人，占4.2%，诈骗金额高达543.6万，占78%左右。人均被骗28.6万。”马超杰指出。
另外一种是网络搭讪型诈骗，被告人假意与人谈恋爱，然后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骗取钱款。
调查还发现，被欲望和恐惧套牢的不仅仅是受害人，还有一些被告人。
在18件电信诈骗案中，有7件被告人全部为未成年人。而2014年以来，浦东法院审理的各类未成年人涉诈骗罪案件一共才9件。
通过网络求职，稀里糊涂被高额回报“俘虏”，通过公司“话术单”熟悉业务……据少年庭法官单宇驰分析，这7件案件都属于小恩小惠型诈骗，反映出被告人社会经验不足、易被骗入伙，法律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等特点。部分被告人曾对行为违法性产生过怀疑，甚至提出过疑问，但最终未能抵御工作轻松、奖金提成高的诱惑。
诈骗横行的秘密
被骗的王女士曾经对骗子电话进行过核对，然而仍未识破骗局。犯罪分子到底靠什么伪装自己？
为了越过手机软件的拦截、屏蔽，让号码更具迷惑性，一些公司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帮助呼叫中心在被拨打手机上任意显示主叫号码，甚至“110”、“10086”都可以，这种技术被称为“透传”。
呼叫中心必须利用运营商的通道，而出于业绩等需要，有的运营商甚至为骚扰电话提供支持，即使发现诈骗电话显示虚假主叫号码，仍然允许透传。辛秀梅案中，犯罪分子就是在柬埔寨拨出了显示为特定地区电信公司或公安局的电话号码。
至于实名制办理银行卡、手机卡，则由于管理漏洞、监管不足等原因，在实际中形同虚设。
此外，还有被告人盯上了通过基站发送短信的业务。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间，被告人唐浩先后购买了2套GSM数字蜂窝基站（伪基站）设备非法发送短信经营广告业务。
2014年1月17日，被告人唐浩指使被告人郑兰付驾驶车辆并携带一套伪基站设备，通过非法占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局部阻断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信号的方式，强行向周边不特定用户发送广告短信，造成用户脱网15682人次。
这些伪基站承揽的短信广告，只在乎业务，不在乎真假。2014年7月11日，唐浩、郑兰付因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年。
而解决了电话拨打和短信发送的技术问题，个人信息又从哪里来？统计显示，渠道主要有三种：与他人进行数据交换；通过网站、QQ等网络平台购买；直接联系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电信公司、房地产中介、保险公司等机构内部人员获取。
信息涉及楼盘业主信息、求职者简历、宾馆房客登记信息等，具体包含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订单信息、通讯号码等与公民隐私密切相关的数据。
2014年12月4日，浦东法院还判决了一起银行前员工林某利用任职期间工作便利，获取957万余条客户信息，并出售牟利的刑事案件。
在诈骗的上游扎紧篱笆
说起电信诈骗的危害，浦东法院刑庭副庭长肖波深有体会。在一起医保卡盗刷案件中，肖波通知被告人家属代缴罚金，可家属就是不相信这是法院打来的电话。
肖波认为，电信诈骗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工作、社会信任和个人资金安全。
“事后的惩罚，尤其是进一步加大侦查和惩处力度，能够起到很大震慑作用，减少损失，”马超杰指出，“但是，从根本上看，要控制电信诈骗，还是要事前发力，在通信和金融行业监管、个人信息保护及防范意识上扎紧篱笆。”
针对部分行业表现出的“规章制度落实不严、技术监控不力、证据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马超杰建议，要及时发现技术漏洞和使用中的异常情况，杜绝为拓展业务而放松监管，加强重要数据的分析和保存，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及时关闭通讯功能或交易等。
监管部门则应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管，如推进落实手机号码、网络域名实名登记制度，加强对通信设备租赁、销售企业的监管等，避免通信设备和技术成为诈骗犯罪工具，同时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而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据了解，浦东法院曾专门向某知名电商发出过司法建议。“从反馈情况来看，相关改进措施有一定借鉴意义。”肖波说。
该电商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组织管理方面，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团队专职处理各种信息安全问题、排查信息安全状态，提升用户信息与账号安全性；二是在技术手段方面，对用户账号内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对登录异常用户自动增加验证码验证程序，绑定用户账号与手机，增加手机验证环节；三是在内网安全整改方面，采购专业信息安全设备并颁布管理规范，明确相关后台权限开通流程和权限，加强对在职、离职员工权限的管理，确保数据最小范围使用和及时回收。
个人的防范意识也是重点。马超杰建议，积极运用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该类犯罪特征、手段、识别方法和防范措施等，传递国家惩治该类犯罪的法规政策，既防止有人因为无知或心存侥幸走上犯罪道路，也防止有人因为贪图小利、大意轻信，落入不法分子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