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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在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议上的报告

时间:2011-06-22 10:06来源:柴小平法律服务网点击:
  

各位同志们:

  我们怀着无限的热诚来庆祝今年的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九十年,这九十年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最为艰苦卓绝和困难重重的环境中经历过来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既要和国内外和党内外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作斗争,又要同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就迫使我们的党,必须牢牢握紧手里面的武器,——这个武器不是别的什么飞机大炮,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正是拿着这个武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观察世界,思考中国之前途命运,不但在国内依靠人民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在国际上亦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侵略斗争的统一战线,为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

  过去苏联也有这样的武器,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斯大林,后来俄国人先把斯大林这个武器丢了,接着列宁的这个武器也没有了,结果不但造成了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分裂和瓦解,而且也使得整个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武器不是别人拿走的,是俄国人自己丢出来的,无非是为了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的石油。所以我们说好的经验要学习,坏的教训也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不至于走上错误的老路,是不是呢?因此,我的这次报告主要的就是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一个总的问题,是为了便于对现阶段弥漫在我们党内外的几种声音进行详细的叙述。在这里,也要说到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但是重点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一是现在还有没有阶级的存在和阶级矛盾的存在?有的同志说没有,我说是有的。不但我们中国有、美国有、西方国家有、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是有的,不仅有阶级的存在、阶级矛盾的存在,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在过去的历史上,比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不但使得资产阶级从赖以形成的封建社会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中脱离了出来,而且当这一社会模式不再能够满足于资产阶级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需要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就产生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作为推翻封建制度的产物,其革命的开始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体制内部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形式时发生的,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个剥削者集团推翻另一个剥削者集团为其宣告革命的完成。但与此相对的同时,它又孕育出了自身的推翻者——即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当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已经把整批的资产阶级成员抛到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或是使一些资产者的生活发生困难,大规模的负债、失业、破产、资本的迅速膨胀和泡沫的崩溃,这种资本主义的吞噬一切财富和剥削掠夺本质给了无产阶级一个很好的教育材料。事实上,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必然是两个阶级矛盾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仅仅将两个阶级的矛盾关系看作是一种可以调和的阶级关系,或者是完全的否认这一矛盾关系和矛盾斗争的存在,那么即是否认了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存在。

  二是中国要不要搞“多党制式”的、“全民公选”的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在我们党内有的同志难免存在着这样一些想法,认为我们的党只要夺取了政权,就没有了阶级的矛盾,就不需要阶级的斗争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有的同志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是更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是幼稚的想法,他们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存在的地方,任何国家的被压迫阶级想要获得具体的自由和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去打破整个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自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即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经过了廿八年的曲折道路,方才取得了基本胜利,即推翻旧的剥削者集团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替代之。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不是这样的,也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任务,这是完完全全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改造旧的经济模式,用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以最终消灭剥削阶级的存在。而我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劳动者(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的团结和建立特式联盟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剥削者集团从国家政权的位置上推翻下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镇压剥削者集团、反动势力向被剥削者和革命力量的进攻,及其资本主义的复辟企图。

  这也就决定了,在我们党内外必然要存在的两种矛盾的特性,即一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被剥削者同剥削者集团的敌我矛盾;一种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这种矛盾关系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对整个剥削者集团最为彻底的革命,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对剥削者集团的彻底消灭和实现具体的人民民主的自由。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以推翻剥削者集团和最终消灭剥削为胜利目标所组成的特式联盟,这一联盟的基本条件是联盟领导者是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联合政权,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必须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这个党是不与任何其他的党瓜分领导权的,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实施的。

  如果不清楚、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明白我党于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经明确指出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就不能够理解,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仅仅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彻底的消灭剥削、压迫和阶级矛盾为最终目的。因此,“只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的人,往往就要滑到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抽象民主和抽象自由的思想泥沼里去,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三是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事实上,资产阶级总是无时无刻不向着我们发出这样的进攻——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且一些个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面的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亦在我们的党内外到处散播这一论调。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其目的是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好将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变革”(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过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不正是如此将列宁主义歪曲为社会帝国主义,否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吗?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要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革命,就必然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必然会存在着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

 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专政是人民民主的专政,不明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不知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不同,就难免要造成我们党内外的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仗�的人民民主专政既是专政的,又是民主的,所谓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者集团的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专政,是针对敌我矛盾问题上的专政。因此,这个专政的基本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式下的继续,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同时,我们的专政又是民主的,我们的专政是由谁来实施的呢?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剥削者集团实施的专政,这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由剥削者集团为主体实施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是无法向人民自己实施专政的,不可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实施专政,是不是?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众路线”。这一点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六月的时候,就已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了,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直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就表明了,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既民主、又专政,既团结、又斗争的。如果我们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就难免要受到资本主义腐化和官僚主义的多方面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一些国家机关光要命令主义,不要人民民主,或是使我们的一些干部同志的思想发生硬化,脱离群众、独断独行,从而严重地威胁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入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反革命泥坑里去。

  二、为什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里,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怎么样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的同志以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的作用和比重问题,因此就认为这种农民的模式到了要发展工业等经济的问题上就不灵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基本问题和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虽然资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被推翻了,但资产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各种国际联系的力量和坚固性,仍然是比被剥削者强一些)、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附带问题。如果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以农民问题代替之,则不能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上去阐明农民问题。但同时,农民问题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是已经写在我们宪法总纲第一条里的,也是写在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谁要是轻视了农民问题,就是轻视了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力量的作用。

  中国现在有八亿八千多万的农民(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十六点一五%,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正如同过去的工业革命那样,伴随着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是土地占有情况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二亿二千九百七十八万的农民务工之大部,以‘出卖’土地的方式成为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包括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即生产资料——作者注),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阶级上的变化,既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所需经过的必然阶段,同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所遗留下来的旧的痕迹。

  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着工业和农业之间畸轻畸重的矛盾、还存在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农民劳动力的大规模解放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劳资矛盾和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还存在着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矛盾,等等现象。比如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关于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是土地使用主要集中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势力手里,过去的农村合作社和农村的集体公营企业基本已完全蜕化为个体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农村泛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由于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完全地成熟,还不能完全地摆脱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模式。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了呢?这是错误的想法。许多人对我们的这一个性质认识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清楚,我们政权的性质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而在我们的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也应当是公营经济。但同时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还包括其他的社会主义因素,即受无产阶级领导的许多阶级,比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等等,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这些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国营经济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而集体经济较之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私营经济,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多一些。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见之于我党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谁要是否认了这一点,或是否认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就是否认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

  在中国这个农民阶级占主要成份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要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就必须要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没有这种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解放,彻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是万万不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发生动摇,甚至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就要为这八亿八千万农民的劳动力解放,以及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发生阶级上的转化产生悲观的念头,但现在我们是要高兴的,因为“我们有八亿八千多万的农民站在了我们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前线,他们即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镰刀等农产工具保存起来,拿起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武器,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继续奋斗。并且,我们也正处在农民劳动力解放的紧张时期,就要力争使这种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行的好一些,目前群众基础不成熟和不合适转变的地区,就不要转换或转换的少一些。我们把握了这一点,就有了主动权。”因此,这就又要求我们在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尤为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是从小农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要经过一次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因为反映小农经济思想的个体农民经济的残余,总是不愿意轻易地被消除,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在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复辟危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这整个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农村经济成分的关系问题上,决不能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的原则性错误。

 如果我们不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难免要受到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进攻,将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过去南斯拉夫的农村问题混为一谈,从而使一些同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动摇和怀疑。这是因为这些同志不清楚,“我们所遇到的土地集中和失地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伴随着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出现的新问题,而这些个问题和困难是能够经过我们在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完成所解决和克服的,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先进的、进步的问题。比如我们所采取的土地集中,不是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势力服务的,而是为着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因此像一切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像在土地集中过程中实行土地流转补偿分配上注意对农民生活的保障(例如一次性补偿、逐年补偿、一次性补偿和逐年补偿相结合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做好和做细致的工作。而铁托集团的农村问题,其实质是实行农业资本主义复辟所遇到的劳资矛盾的问题,是剥削者同被剥削者、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矛盾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不打破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旧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落后的、倒退的问题。”这些内容,我在今年三月撰写的“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和应注意的事项——给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若干建议”中,就已经明确地阐述了。

  三、中美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

  最后我希望谈一下中美关系的未来。现在,在我们党内主要存在着这么两种看法,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一种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如果我们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和分析问题,难免就要受到这两种不正确思想的影响(我们过去也受到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为了弄清中美关系的性质和正确地处理中美关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一个世纪来中美关系的历史。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矛盾。大家都知道,这些矛盾在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当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并实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他的任务就由国内转向了国际,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在长期的斗争与压迫、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国际社会上,即第三世界国家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万万没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觉醒、壮大和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掠夺和剥削的市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民主独立和解放运动一天天的发展壮大而越来越狭窄,并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相互竞争和掠夺资源的,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不是说这些过去的殖民地等国家独立起来了,帝国主义就完全放弃了其殖民主义政策了呢?不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绝对没有放弃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是为了保证其资产阶级剥削者集团利益的持久存在,被迫改变了直接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了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培养代理人、在别国建立军事基地、通过经济“援助”把别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等等新的殖民主义政策。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这些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相互角逐的对象,不但被帝国主义“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而且帝国主义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这也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里,我们可以先来谈谈关于美国帝国主义体制和中国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问题。自从美国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和和平问题就一直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说要争取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并不是说和平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假设如此,那么这就是一种毫无原则的绥靖政策,或是说直接投降就能够轻易地获得�溆。历史的事实已经清醒地告诉我们,由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睦相处。这就决定了,我们所争取的持久和平,必须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正义斗争取得的,而世界和平也必须是通过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这是常有的事情,被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只有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压迫阶级和压迫民族的侵略幻想,才能取得持久的和平。为此目的,我们曾不止一次的靠着坚决的斗争得来了持久的和平,比如一九三七年开始的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五○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一九六五年的抗美援越战争(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年)、一九六九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而这些��争又无一不是帝国主义及其同盟阵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如此即清楚地表明了,“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延续。和平就是政治。(毛泽东)”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问题是,现在存不存在中美两国打大仗的问题。我说不存在中国侵略美国的威胁,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是已经写在小学课本里面的,不管是在我们这一代,还是到了下下一代,都不可能是九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也不能是九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因此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不是?我们也说过,来自美国侵略领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可以说这不是个大问题。我们国家的地方这么大,他们的人口这么少,加上美国自己的领土也大得很,他们的兵今天跑到阿富汗、明天又要调到伊拉克,最近还要在利比亚伸上一只手,但最后呢?又都总要想着体面地撤一些兵回国。因此,我说美国总是指责我们威胁他们的状态是很奇怪的,不但过去指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搞输出性革命,指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独裁,甚至去年连同一些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我们对非洲人民的帮助和支持又指责为社会帝国主义,要搞什么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难道他们不知道,对于现在非洲所面临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留下来的恶果吗?这就使得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美国怕我们得很,不但惧怕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力量的崛起、惧怕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力量的大团结,而且还惧怕自己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遭受最终的破灭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告诉我们,伴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严重衰退,其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国家联盟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阵营力量愈来愈削弱,与此相对的是,包括非洲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正在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抗也是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日比一日更加剧烈。

       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亦不相同,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阶级矛盾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也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的革新在任何社会的发展中都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并且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情况下反映出不同的矛盾关系。一个矛盾产生了,又将会导致另一个矛盾的产生,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如此周而前进,人类的社会才能够进步。因此,中美关系的基本问题是两个阶级的矛盾问题,中美两国关系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及其阵营)之间的矛盾关系,而矛盾的根本性质是哲学问题。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两个阶级矛盾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见之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非正常化情况下的第一次元首级访华会谈中,毛主席多次强调“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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