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偶尔会飘过一些念头。我们在讲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之后，也一直十分重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一个案件调解结案了，或者双方服判息诉了，便认为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有时为了社会效果而去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这个现象的合理性依据的支点在哪里？在历史上是否有渊源可循呢？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即使我们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仍然要重视传统文化的力量，且也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传统对现实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深刻影响。而挖儒家的鼻祖总要找到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可是孔子墓碑上的这个王字，只看得到“干”，据说是乾隆帝看到“王”字不悦，才将“王”字的位置和围栏的位置改了。可见，孔子的历史不是孔子自己说的历史。“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在历史与现实中，孔子的形象常“被百变”：他是君子，是学者，是老师，是圣人，是被打倒的“孔家店”店长，是被斗臭的“孔老二”，是怀揣帝师之梦的知识分子的充气娃娃。
    由“仁”与“礼”，则导向孔子心中的“德政”。孔子坚信道德和政治不可分离，政治即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控制。在孔子那里，“政”之语义源头是“正”，显然含有浓厚的道德寓意。他甚至直接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为国以礼”。孔子并不愿意像法家一样，为执政者提供一整套的机构组织及法律设计，他始终相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德表现形式——礼的力量。
    孔子的历史作用奠定了儒家以道德伦理为核心原则的基调，也即组成社会的是人而不是法，因此道德教育比法律制裁更重要。不过，尽管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秦以后的中国历代所秉承的基本政治体制，却是法家的设计。自西汉董仲舒以后的儒家，渐渐为帝国政府创建出一种新的哲学基础，使得儒家官僚政治与法家君主专制主义得以携手并肩。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儒家伦理更易为人接受，“礼”也渐渐融入法律。瞿同祖率先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儒化”问题，而其实质，即去规则化，去法治化，而归于人情化、人治化。这一切的思想源头，又始于2500年前那位凄凄遑遑奔走大半生的理想主义者、泛道德主义者、学者、教育者——孔子。
    因此，法院审理案件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其实质是为了让法律和道德、情理携起手来，以便社会大众更好地接受法院判决的结果，从而加大法律的被遵从性，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因此法律的制定往往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制度，而其执行和实施，却很现实地立足于儒家土壤，尊重被时时包围和浸淫的文化环境，是法律的规则和儒家的精神相结合而成的改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