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上著名大都市无一不是金融中心，上海要跻身世界级大都市之列，必须早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金融法制的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功能的相互融合，金融混业的趋势更加明显。
我国金融法律虽然规定银行、证券、保险要实行分业经营，但原有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的竞争。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金融各行业开拓市场、业务创新推出许多更合理的金融衍生产品，开展了许多新兴的中间业务。今年3月份，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第二期“万汇通”外汇资产管理顾问业务。工行上海市分行新一期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资多星”产品定于2004年2月26日至3月15日在该行的200多家理财网点公开认购。2002年9月，央行重新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经过修改的资产证券化方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尽快制定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券。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透露，公司经过长时间准备的ETF基金产品方案在上证所专家评审中获得好评，并已接到上证所关于共同开发该产品的通知。此外，公司正在与国际著名银行及资产管理集团进行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一揽子创新型的基金产品，如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等。混业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成为不少上海本地证券公司如海通、国泰君安证券的定位。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资源，特别是利用上海在金融行业的优势，以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证券公司为主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迅速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加速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出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已不在是简单的提供存贷的信用工具，其正积极的代理证券、保险业务，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将成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力量。银行、保险、证券等相互融合，混业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
英国和日本“大爆炸”后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签署，为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创造了可能性，提供了法律依据。银行间的兼并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加速融合，世界呈现金融混业的趋势。我国已加入WTO，根据承诺，我国在“入世”后五年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地域限制，外国银行将同我国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在所有地区面向个人开展本外币零售银行业务。而我国民族金融业基础较弱，总体规模较小，可以预见在面对像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无霸”，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可能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所以适应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中国有条件的逐步推行混业经营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混业经营是不适应我国当前多层次生产力水平。但我们认为在上海，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已有的金融资源来看，逐渐推行混业经营，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其实施的经验可以为将来的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当前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的方针，无论从国家的政策、法律还是从现有的金融体制、规模、资源、手段，都可为其提供有力的保证。
1.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9点意见》，在涉及下一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地强调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属首次。该意见强调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混业经营的发展赋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了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不久，又允许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国债回购业务，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证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实际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连接起来。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允许银行代理人寿保险业务。2001年7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央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银行、证券、保险，在资金和业务上相互渗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
2.金融机构的规模的扩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上海现在有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80家，证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险公司41家，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代表处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73万亿元、1.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24%.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万亿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到245亿元。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 如此相对发达和极具潜力的资本市场，可为推行混业经营试点提供广阔的平台。“混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产权明晰，有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措施有效。” 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改善经营绩效，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改变了过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金融机构的产权正逐渐清晰、管理相对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控经验，建立良好内控制度、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规范的金融机构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必要前提。
3.监管的完善。混业经营制度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当前监管的格局是直属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管监管权力，实行集中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具有极高的监管权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收了国外许多成熟的监管经验和先进的监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如刚刚制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就大量参阅了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法律制度。《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查；通过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实现监管方式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会谈制度；建立监管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等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证券领域，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法律手段。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证券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约束力强。②经济手段。指通过运用保证金比例等经济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这种手段相对比较灵活。③行政手段。指通过制定计划、政策等对证券市场进行行政性的干预。这种手段比较直接。这些全方位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对监管的需要，对今后混业经营所需的更为完善、全面的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4.入世和国际竞争的推动。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根据我国的承诺将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将平等的参与国际竞争，而实行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混业经营制度下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分业经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创新能力强，其全面的服务和组合经营的低成本，将使国有金融机构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许国外银行在我国实行混业经营，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仍墨守成规，则存在对国有金融机构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适应世界潮流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上海为龙头逐渐在全国推行混业经营制将是一个完全的明智之策。
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可见混业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所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广义上理解金融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 金融业是一个极具高风险，高投机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业务交叉。由于我国当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刚刚起动，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上投机过度，价格波动剧烈，由于当时缺乏行业监管，导致了当时整个经济陷入了盲目的虚假繁荣，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展，直接危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才推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中角色也应该得到归位。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政府既是市场的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这种双重定位导致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效率低下，经营效益差。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也应作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确保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业务的开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该是各个金融企业在平等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保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其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实现，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
我们认为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必须首先解决对混业经营的有效监管问题。没有有效、健全的监管体系，只会使我们重蹈覆辙。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监管并不等于放弃监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提高监管的质量。在规制金融监管结构安排，我们要考虑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金融业的自律监管是指自律组织根据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实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律监管是与政府监管相对应，其有自身的特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监管能降低监管成本，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及时性，迅速解决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律组织拥有一批具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士，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目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官方监管机构在加强规范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尽力帮助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监控能力，完善自律监控机制。这说明监管观念己发生新的变化，从传统的监管者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转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金融混业的环境下，规范化的官方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监控并重，已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 目前我国全国和地方性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及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己建立，但他们在金融监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实质，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还是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辅助政府监管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根据我国的金融现实发展情况，政府仍承担主要监管职能。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激励不相容的监管，必然迫使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丧失开拓新市场的盈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金融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放松监管”与“监管重构”，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我国今后监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2.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最先提出的。所谓功能监管（functional regulation）主要指金融监管从通常地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针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针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 在我国，各金融领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完全割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完全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全能化的金融企业。如初具形态的光大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不同模式。中国光大集团可谓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尝试者，也是纯粹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光大集团目前拥有中国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左右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光大集团同时还拥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此外还直接、交叉控制着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别19家和10家，间接控制的孙子公司几十家。1999年12月15日，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说，光大集团目前的业务格局就是一个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机构监管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类型进行监管，由相应金融监管者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对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仍按照机构监管的模式，必然会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的现象。这给此类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逃避监管带来了可能。所以，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单纯的机构监管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们主张在上海可以试验推行功能监管。银行监管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证券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正、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根据经济功能分配法律权力，能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金融创新消除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界限，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类型作为监管划分尺度的法律体系将无法应对现代金融市场，并使金融监管的实施更加困难。而功能监管实现了全方位金融监管，尽可能地消除“监管真空”以构筑公平、稳定的金融环境，保持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功能监管”以专章加以规定。 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重构监管职能，由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向混业经营、功能监管的模式转变，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金融运行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
3.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我国当前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业务。这种监管模式虽然能够发挥分工优势，但在当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三大监管部门如何协调，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分业监管会抑制金融创新，监管成本大，这些都是分业监管所面临的体制性问题。“统一监管是指由一个监管部门对所有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的一种制度安排。” 统一监管即建立一个高度权威的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统一监管模式能够使各监管部门充分互通信息、人员和资金，节约监管成本，解决监管信息不对称的外部效应。统一监管模式能为金融业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当今世界，英国和日本就是采用统一监管模式。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完全摒弃了 “授权模式”，而将全面的监管权力都直接赋予FSA.FSA的统一监管克服了原有多元化监管下成本高、效率低下、监管处理矛盾的缺点。日本至2001年为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这些金融监管机构在日后金融创新推动与金融风险防范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模式必然也是实行统一监管体制，但当前，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上海，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分支行业融合程度较低，金融控股公司也寥寥无几，全面推行统一监管，无论从客观或主观条件，都无法顺利实施。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模式的经验，构建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体制。比较现实的改革方向是，按照功能监管原则，在维持现有监管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牵头监管制度。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改革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市场足够的时间消化、吸收。实际上在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决定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9月18日，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备忘录》内容包括指导原则、职责分工、信息收集与交流和工作机制等几个方面。按照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即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可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明确了三家监管机构对其监管对象的信息收集与交流制度。三家监管机构分别向其监管对象收集信息和数据，并负责统一汇总、编制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和报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明确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及时进行磋商。建立了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和讨论、协商具体专业监管问题的经常联系机制。切实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对金融发展和创新中出现的问题，三方通过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机制互通信息、充分讨论、协商解决、鼓励金融创新、控制相关风险。从其职责上看三方联席会议主要是协调方面的工作，功能性的整合还没有真正开始。但这种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可以作为未来牵头监管制度的基础。
4.国内监管与国际监管相协调。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业的国际化和跨国银行的发展在给世界经济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负面影响，银行间的依赖程度加深，特别是一国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跨国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拨及日常业务往来而传入其他国家，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加入WTO之后，我国将根据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外国或外资金融企业将享受国民待遇，更多地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由于跨国金融机构拥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广泛分布的机构网络，这就增加了其内部管理的难度，加大了内部控制失灵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已突破了国界。所以有必要加强各国间的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系统比较封闭，与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必然很少，许多重大的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协调还是空白。根据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文件，要做到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从以下几点入手：①东道国与母国分工监管。东道国当局应将在其领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金融机构或外资金融机构作为单个机构承担监管责任，而母国当局则应当将他们作为大银行集团的一部分承担总体监管的责任。②信息分享。母国当局与东道国当局相互之间应当充分地交流信息，分享信息资源。这是因为，跨国银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又是一个风险共同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也可能使整个集团受到损失甚至是破产。而相互交流信息可使双方及时了解跨国银行的情况，从而化解危机于无形之中。③母国并表监管。母国当局应当以银行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合并帐表为基础，对银行整体的资本充足性和风险状况进行综合性监管，等等。当然，母国并表监管并不排斥其它国家（如东道国）进行非并表监管。 今后，在制定金融监管法律，必须为与国际上的各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提供实体和程序上的支持，切实加强国内监管与国际监管的协调，促进各国监管结构间建立长期联系和交换信息，构件完善的监管体系，防范市场风险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