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不应"一刀切"立法禁止儿童乞讨
法理困惑：文明国家更应该尊重权利与自由 不把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
有人就认为，有的时候，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又缺乏谋生手段的残疾人和儿童来讲，组织他们进行乞讨可能还是帮助他们的手段，因此不应禁止，更谈不上入罪。“韩红爱心行动”志愿者关廉明律师认为，乞讨是一个人的自由，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未成年人乞讨，可能涉嫌的就是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问题。参考马克思的论述，他在《林木法的辩论》中指责德国莱茵省的林木盗窃法是世界上最野蛮、残酷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都是用来对付贫困者的。他指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立法者要肩负起责无旁贷的义务，不把那种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应该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把这一切当做社会混乱来纠正，如果把这些过错当做危害社会的来惩罚，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操作难题：“不能尽职父母”的监护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父母没有履行好子女的监护权，国家怎么干预?其实现行法律也有规定，就是由福利机构进行暂时安置;再上升到法律层面，撤销监护人的监护权，但难就难在撤销监护权。当前法治一再遭到破坏已是事实，以法律精神来剥夺乞丐父母对所携子女监护权，从理论上可行，上却很难，因为没有人实际尊重法律精神，“合法强拆”尚且造成如此多的悲剧，何况“合法夺走”别人子嗣?执法机关也完全可能因为畏惧执行中带来的维稳麻烦，而对儿童行乞的管理继续睁一眼闭一眼，让一切涛声依旧。
现实考量：福利院从来不美好 儿童的希望从来不在那里
关廉明律师认为，志愿者福利机构是不适合做监护人的。福利院是一个工作机构，肯定缺少亲情、缺少家庭关怀，不能让孩子在福利院生活。尤其他有父母或者其他的自然人可以养护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孩子从父母中夺过来，交到冷冰冰的福利院去，这不符合我们目前的现实。没有一个国家的福利院是美好的场所，它所能提供的，也仅是底线的救助。它给不了行乞儿童希望。
正方：让乞讨儿童在中国大地上绝迹
理由1：带孩子去乞讨，证明父母已无法尽到抚养义务
如果父母带着孩子出来乞讨，这已经证明了父母没有能力尽到他们的监护责任，无法尽到他们的抚养义务。未成年人不存在自愿或者不自愿乞讨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在街头乞讨的孩子大多不到学龄，甚至只有一两岁，更无法理解什么是乞讨。对于目前父母无力抚养，跟随父母乞讨的未成年人，可以变更监护人，通过收养或者进入儿童福利机构。
理由2：父母无法尽责，政府就应承担起保障儿童权利的义务
政府对未成年人应尽到特殊保护和救助义务。公安部门一如既往地保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压态势，民政等部门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为那些被拐卖的、乞讨的儿童，提供公共救济，倾全社会之力给孩子们提供保障，不让儿童上街乞讨。对于不能尽到监护义务的父母，应当通过立法暂时解除与子女之间的监护关系。完善慈善制度，加大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投入，将孩子的事最为最重要的是去做。
理由3：儿童有受照顾、受教育的权利，乞讨生活会破坏这种权利
成人有乞讨的权利。但未成年人则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孩子出来乞讨，父母首先有责任。父母如果担负不了扶养的责任，则国家会来担负。即使在还没有全民医保的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出生还是有医保，并且可以保持到十八、九岁。同时，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九年义务教育也是强制性的，一旦孩子跟随父母陷入到乞讨的生活中，其流动性和经济状况很难保证孩子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理由4：乞讨固然是生活方式，但文明国家不会让孩子上街乞讨
1909年美国政府开始承担起儿童救济和儿童福利的主要责任，并制定一系列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和福利政策。而父母强迫流浪儿童去乞讨也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一项规定，父母如果虐待、忽视未成年人，将会被取消监护人资格。同时，美国政府会兴建一些临时性的庇护场所给流浪儿童居住，对无能力尽到监护责任的父母，政府也会劝着他们去援助中心接受工作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