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和在城区飙车，早已成为公众深恶痛绝的两大“马路杀手”。因醉驾、飙车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近年来屡有发生，2008年的孙伟铭案、2009年的黎景全案，以及杭州的“70码”事件等，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对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如何处罚，司法界和公众一直呼吁必须从立法层面进行解决。纵观世界各国，也都普遍存在醉驾、飙车的社会问题，通行做法都是通过立法防患于未然。如在美国，一旦查出属于“醉驾”，就会被关押，重的可以判1年监禁;在新加坡，酒后驾驶，累犯者甚至会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
我国现行中虽然规定有交通肇事罪，但前提是行为人造成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如此在处罚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时，很多时候不得不“借用”罪。比如最高法2009年底制订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就指明，对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依法以定罪。但立法层面的缺失，使得法律很难在醉驾上起到更好的警示和预防犯罪作用，不得不停留于“发生一起处罚一起”的个案上。这次关于“危险驾驶”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不管是否造成后果，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都予以处罚，从而凸显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也更有利于打击醉驾、减少醉驾。
事实上，“醉驾入罪”也是顶着相当大的压力而获得通过的。在审议阶段，有关“醉驾入罪打击面太大，对公务员不公”的说法不时耳闻，理由就是公务员一旦被认定为醉驾罪，就面临着开除公职的处分。且不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没有享受法外施恩的特权，以开除公职不公平为借口，质疑“醉驾入罪”，某种意义上是在阻挠法律与时俱进，这种法律逻辑才最可怕。以此观之，“醉驾入罪”体现的不止是法律的进步。
